社会学专家表示，违法代孕会造成法律关系的混乱，权利义务难以确定，破坏正常的伦理关系。一方面会造成“谁是母亲”这类棘手的法律问题，另一方面还会衍生出抚养权、继承权等各类问题。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社会福利研究中心主任梅志罡表示：“代孕伦理风险目前在扩大，而不是缩小，我们之前只是想到，这样是不是把子宫当成一个工具的伦理问题，然而可能衍生出来的还会有亲子关系、亲情伦理等等一系列的问题，另外，对于女性的伤害也在加剧。”律师罗胜也呼吁立法部门对于这种社会现象，能够去正视它，进行梳理或者出台一系列的相应法律或规则。
杨某在武汉住了一段时间后，被迫开始怀孕。一次又一次的出现疼痛与虚弱的感觉，加上家里的贫困状况，最终一肚子的欲望和“要钱”的慑惑，让她选择了继续孕妇生活。几个月的时间里，杨某在出租屋里度过了漫长的孕期，但很可惜她的努力都白费了，因为孩子最后没有出生。虽然她不得不承受着疾病带来的苦楚，但她仍旧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武汉，回到了凉山盐源县，只为给自己一个安全的环境。
在回家的路上，杨某一路上痛苦不堪，穿行在漫长的路上，经历了许多的艰辛，最终才回到了家乡，却发现自己的病情变得更加严重了。现在，她只能在家里静静地等待着病情好转，期待着来日方长，让自己可以忘记这段痛苦的往事。
杨某的遭遇，并不是独一无二的，在国内多个地方，有数不清的“代孕妈妈”经历着同样的痛苦与绝望。可怜的他们，被抛弃于两极之间，无处可去。这种地下代孕机构，不仅伤害了代孕妈妈的身心，而且给未来的婴儿带来了更多的痛苦，更让人忍不住担忧这样的行业到底还有多久。
多位“代孕妈妈”同住出租屋内
针管等被乱丢在屋内
在杨某的指引下，记者找到了“代孕妈妈”居住的出租屋。杨某喊话后，门很快被打开，记者看到，里面有五名“代孕妈妈”围在取暖器前烤火，不少人已经显怀。屋内桌面和地上，丢弃了多个已注射完的针管和空药瓶，空药瓶上标注着“黄体酮”的字样。
杨先生说，嫂子杨某代孕时，代孕公司和中介都不愿意留下公司名称和电话，平时他们都是找代孕公司名为小耿的负责人，见面地点是在武汉市某门诊。记者陪同杨先生来到这家门诊。近两小时的等待后，门诊的一位工作人员联系了小耿，半个小时后，代孕公司和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赶到现场。杨先生说：“我嫂子到你们公司来做代孕，现在出现了这个病情，现在医药费欠费3000多元，我们要求赔偿医药费。”代孕公司工作人员说：“杨女士肚里怀着孩子跟她的病有什么关系？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我只是跟他们中介签订的合同，你有什么问题直接跟中介他们说，他们能解决解决，解决不了的，他们会寻求我们的。”
医生：不正规操作将给
供卵者和“代孕妈妈”带来健康风险
就此事，武汉市某医学生殖中心的副主任医师何啸兰表示，正规医院的取卵手术、移植手术对环境要求高，必须无菌、恒温。而地下代孕机构，往往寻找非正规诊所取卵和移植胚胎，存在消毒不彻底、器械重复使用、操作不规范等问题，供卵者和“代孕妈妈”都有可能遇到健康风险，此外，注射黄体酮也有讲究。何啸兰副主任医师说：“做试管是需要补充黄体酮的，但黄体酮针剂打长了会有一个远期性的并发症，会囤积形成一个炎症，过两三个月屁股那里就会起很大的包，很疼，很难消散，现在针剂比较少了，一般都是阴道塞和口服的。”专家表示，黄体酮过量和不足，“代孕妈妈”还容易发生流产事故，宫外孕也可能发生，一旦发生危险，极有可能摘除子宫，以后都不能生育，严重者还会死亡。
记者打探国内代孕机构
专家谈代孕背后的伦理与法律问题
记者在一些社交平台搜索，查到数十家国内代孕机构的联系方式。这些机构打着助孕中心的旗号，提供代孕、捐精、捐卵等服务，根据客户不同需要，推出多个不同的套餐服务。好孕之家助孕中心工作人员介绍：“我们在北京、广州都有移植中心，有不同的套餐服务，价格63万左右。”胖爸爸助孕中心工作人员表示：“我们有国外和国内两种服务方式，一种是在美国，费用在140万左右；而国内的，采用的是全包，费用大约80万。”
我国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》中明确规定，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、合子、胚胎；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。这就意味着，在我国各种形式的代孕都是被禁止的。客户与代孕机构私下签订的《试管婴儿包成功代孕协议》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，并无法律效力。相关方一旦出现纠纷，很难寻求法律援助。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（武汉）律师事务所律师罗胜说：“代孕者生了孩子，到底归属谁，是精子卵子的提供方，还是属于代孕母亲，这是一个模糊地带的问题，目前，法院上的判例是谁生了这个孩子，谁就是孩子的母亲。这容易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，也容易引发代孕者和需求者的纠纷，容易侵害到我们孩子的合法权益和他的健康成长。”
社会学专家表示，违法代孕会造成法律关系的混乱，权利义务难以确定，破坏正常的伦理关系。一方面会造成“谁是母亲”这类棘手的法律问题，另一方面还会衍生出抚养权、继承权等各类问题。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社会福利研究中心主任梅志罡表示：“代孕伦理风险目前在扩大，而不是缩小，我们之前只是想到，这样是不是把子宫当成一个工具的伦理问题，然而可能衍生出来的还会有亲子关系、亲情伦理等等一系列的问题，另外，对于女性的伤害也在加剧。”律师罗胜也呼吁立法部门对于这种社会现象，能够去正视它，进行梳理或者出台一系列的相应法律或规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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